写在3·15到来之际，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划算的选择

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：

有几个书生去参加乡试，因为是夏天，天气炎热，于是喜欢趁夜赶路。有一天晚上，走到一个破庙门前的时候，大家都走累了，于是停下来坐在台阶上休息。突然，听到庙后有人在讲话，以为是偷瓜的人，于是屏气凝神用心偷听。

一个人说：先生从哪来啊？

另一人答：刚才跟相邻的坟墓争地界，已经向城隍公投递了状纸，先生在官府做了一辈子幕僚，请您帮我判断下，这官司我会赢吗？

这位幕僚笑道：你真是书呆子啊，案子输赢全靠当官的一念之间，但凡证据有一点点模糊之处，可以判你赢，也可以判被告赢，还可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，发回不予受理，或者做个和事佬，劝你们一人各让一步，全看主事官员心情。

先前那人道：那我这官司怎么办？

幕僚道：常言“官断十条路，九条人不知”，十种判法，都有法律条文可以依据，无论怎么判都有道理，从古到今都是这样。城隍判官都不能判断，阴间的冥吏鬼卒，常常接到两个坟地之间的纠纷诉讼，都发财了。

说完，外面就沉寂了，应该是两个鬼在说话。

吴思先生在《潜规则》一书给这种官员任意决断的权力取了个名字叫“合法伤害权”。

吴思先生说：将“合法伤害权”用到平民百姓身上，其影响和意义最为惊心动魄。，为了告掉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乱收费，究竟要冒多大的风险，付出多高的代价，胜算又有几何？反过来，官吏们敲诈勒索，收取苛捐杂税，一旦被百姓告倒又有多大风险，多大损失？几笔账算下来，结论竟是骇人听闻的两句话：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，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。这不是道德问题，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。……合法伤害权的最大受益者是整个，连皇帝都算不上，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农民集团。如果拿现代工商社会打比方的话，那么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老板而是经理层，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消费者群体。

这种情况放到现在，打个比方，你花5000元买了一部手机，后来才发现这手机有质量问题，如果你要挽回损失，有几个步骤。

1、投诉到消费者协会，首先你得自己准备证据，比如购买的发票等。其次，你还得自证这手机的质量问题不是你磕到碰到砸到，没有进水没有带到腐蚀场景使用过引起的。

2、消费者协会会进行调解，如果商家有良心些，退你部分钱款补偿你点小礼品现金券之类的，或者给你换部新手机就此了事。

3、你觉得不公平，这个时候消费者协会就没办法了，。，有可能胜诉，有可能败诉。

4、即便你赢得了官司，商家拒不执行你能怎么办？

5、申请强制执行，终于挽回5000元的购机损失。

在以上几个步骤中，作为消费者，你确定你买手机的时候都会开正规发票？你确定开的发票你都保留了？？即便找得到，在鉴定过程中，你上班请假一天要损失多少工资？鉴定费要多少？之后还有官司成本，起诉状你会写吗？需要请律师代笔吗？打官司期间你的工资又要损失多少？官司要是输了怎么办？即便赢了，商家拒不执行，你在申请强制执行时要消耗多少时间精力及金钱消耗？一年后终于强制执行拿回了5000元，你此时算算成本账，或许一开始接受调解拿点补偿确实是最经济实惠的方案。

作为商家来说同样如此，出问题的几率总是很小的，花点小钱，避免事态扩大，，假设真要打官司，商家炮制证据总要比消费者简便得多，且商家自己就有法律部，花钱养人难道是白养的?赢得官司的几率要大得多。但是商家又怕极端的消费者到店闹事，，所以一般也不太愿意闹上法庭。

站在法官的角度，一天要判十多个案子，消费者通常取证困难，证据存在瑕疵，另一边却是要什么证据都可以造。消费者没有时间耗，商家却有专门的律师辩论，你想你站在法官的角度，一边要各种调取证据，费时费力，旷日持久，另一边却好整以暇，你说你愿意判谁赢？另外，判了消费者赢，再冒出来几十个消费者呢？那不是又增加了几十场官司，还不得累死。但是消费者要是输了，其他人就望而生畏了。

对于法官和商家来说，都是合法伤害权的既得利益者，而消费者如果坚持只为了心中一口气打官司，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，这是利益及麻烦程度决定的，肯不怕麻烦主持正义的人毕竟是少数派。

不仅仅是消费者问题，昨天文章中提到的张海超“开胸验肺”事件，职员与用工企业之间同样处在弱势地位，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工作人员真的是罔顾正义？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怕麻烦，，这个月上班干十件事和干三十件事，那的工资都是一样的，为什么不选择麻烦最少，只用干十件事的那种结果呢？

今天我也拿到了一份劳动仲裁的判决书，我理解并尊重仲裁院法官的判决，但并不意味着我服从这份判决。在提交之前，其实就大致能够预判结果，任何事物背后都有支撑运行的规律，但有些事还是得做，起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问心无愧就好。当冤大头是大多数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，但我不是大多数，从来都不是。

马基维亚利认为，施恩能不能得到回报，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；加害者则只需依赖对方的恐惧。任何人都有恐惧，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。